齐如山先生在《国剧艺术汇考》中曾对京剧脸谱做过详尽的统计。在总数为４０７的脸谱人物中，勾红脸和勾黑脸的占了５２．６％。有趣的是，无论是红脸的关羽、孟良抑或黑脸的张飞、李逵，在最早的文字资料《三国志·蜀书》、《宋史》中，均无面色的记载。经过了民间长时间的流传，英雄人物为什么都会被安上一定的面色而且为什么是关红张黑而不是关黑张红或其他颜色？ 笔者认为，这与中国民间的红黑颜色崇拜有关。

         古人相信血能辟邪、驱鬼、福佑人类，血液是红色的，所以凡是红色的东西也具有了和血液一样的辟邪除恶的功能。火能驱除黑暗和野兽，红色象征着火和光明，于是，红色成为民间避邪、驱鬼的主导颜色。

        在古人的观念中，黑为阴、为阍。黑暗的环境易于产生疾病，所以古人直观地把黑色与瘟疫、恐怖、神秘等联系起来，鬼怪多为黑面恶相。

         以鬼制鬼，是我们祖先驱邪的惯用伎俩，民间素有以毒攻毒，以恶制恶的观念——鬼长相丑恶，逐鬼之神须当更为凶恶，方可治之；鬼怪色黑，打鬼者当然也要以相同的极色与之对抗。所以驱鬼神灵往往是黑面恶相。他们被崇祀以后，“瘟”和“厉”的一面逐渐隐去，恃强驱鬼的一面不断被强化。至此，黑色完成了道德判断上的由邪而正的过渡，黑色与红色在道德取向上具有了同等的意义，并在驱瘟驱邪仪式中发挥同样的作用。因此在汉代以降的驱瘟傩仪中，驱鬼的方相可红可黑。

        从现存的有关记载看，宋代以前的驱瘟傩戏虽有傩公、傩母、开山、判官等鬼神唱跳做打，但从王国维先生对戏剧的定义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角度上看，其歌与舞早已成熟，“故事”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叙事当中。笔者推测，以具体的武将替代概念性的鬼魂进行表演，戏剧内容中具有完整文学性故事情节的戏剧演出，可能产生于北宋末年。因为北宋以后，乡村市场交易逐渐发达，以前的孤立村落祭祀变为规模大得多的联合祭祀（社火）。世俗化的娱乐需求慢慢占据了主要地位。外面的更出名而且更富有故事性的英灵传入从前的孤立乡村祭祀里，如三国故事、水浒故事、东周故事、杨家将故事，使原来动作性的祭仪发展成故事性的戏剧。

         有宋一代，方相礎头屡被官府禁止，原来村落驱傩中的红面的方相、黑面的开山等傩神逐渐被外来的神灵所取代。这些神灵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威望，又被统治者所推崇封祀，有血有肉，比之抽象的概念性的地方神灵，更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并奉祀。在孤立村落祭祀与外来英灵交汇的过程中，关羽、张飞、秦明等英灵也入乡随俗，与傩仪面具舞相结合，逐渐被脸谱化，被安上或红或黑的面色，从而担任起原来方相氏的职能。

         民间驱瘟傩仪的戏曲化过程，也是外来英灵的脸谱化过程。这种脸谱化的过程促成了戏剧角色的类型化。

        红色具有驱瘟意义，因此代表正义，按照儒教的说法，红色是正色，孔子就有“恶紫之夺朱也”的言论。红色表现男子血性之义，所以把赤胆忠心之人都划入红脸门下。京剧戏谚曰：“红脸无坏人。” 黑色面具的傩神能驱除瘟疫，他们原本临界于文明与野蛮之间、人形与兽形之间，后来才衍化为凶猛的武将。所以黑面将领的造型呈现出复杂的情形——外表凶猛，心地正直。凶猛的外表是为了显示威力、制服恶鬼，实质是服务于人。元杂剧《黑旋风双献功》中，孙孔目见李逵惊科云：“是人也那是鬼？”宋江云：“哥哥休惊莫怕，则他是十三个头领山儿李逵，貌恶人善也。”可证元代人已经承认黑色人物外恶而内善，外丑而内美，性格和造型不那么单一。疾恶如仇、外恶内善，正是后世净角的主要性格。

        按照红色忠义、黑色刚正的文化心理，在脸谱化的过程中，英雄将领、角色的类型化不断强化，把某种颜色固定给某类人，以至后来连性格如何也可以忽略不记，甚至子传父“色”，张飞之子张苞，亦勾黑脸，孟良之子孟强，亦勾红脸。乃至与前人之姓相同，随即效之，如关胜、关泰，因其姓关，故勾以红脸。有的则望“名”生“色”，曹洪因“洪”“红”同音，故勾红脸，黑风力、乌里黑因黑字、乌字，故勾黑脸。

         后世戏曲，人物脸谱化逐渐成熟定型。明代的传奇剧本中，有的已经注明某角应画什么脸谱，如《蕉帕记》第十八出注明：呼延灼“净黑脸双鞭”，关胜“末红脸大刀”。类型化的最后结果，就是观众不用看戏，只看角色的脸谱就知道他的忠奸善恶，正所谓“人可以貌相”，“知人知面就知心”也。 (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