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虹，1957年生于四川，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，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、暨南大学、海南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工作，2002年调入人大中文系，现为该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 

        余虹其实并不算老资格的人大人。他的生与学，都在南方。但他死在了北方，死在了人大。这使他成为人大校史上一个再也抹不去的人物。 

        “自杀不易，活着更难”，这是余虹教授的遗言。出于为逝者讳，我们不必再去纠缠他纵身一跃之前想了些什么。这个50岁男人留给人大的，除了一室藏书，还有一种比照：与“活着”这种难以言表的压力相比，与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这种至静至深的诉求相比，人大的追求与苦恼，人大人的无数痛和爱，又都算得了什么。 

        余虹教授飞身而下的北京世纪城小区，东距人大校园3公里，西距逶迤西山不过5公里。新老人大人，聚居世纪城。这里，盛装着人大人的交加爱恨。 

        N年来，人大苦于校园狭小，实在装不下扩招而来的拥挤和MBA们的纷乱，更装不下所谓一流大学的抱负。于是，学校斥资买下了世纪城的几栋楼，动员教授西迁。迁之难，难得纪宝成校长早生华发。直到他祭出先迁走幼儿园和附小的杀手锏，才使教师队伍里的爸爸妈妈们心慌、爷爷奶奶们动摇，呼啦啦一阵风似的西出校门阳关道，出门才觉天地宽。 

        人大人擅长以哲明理、以史明志、以马列明方向。这次，他们的方向似乎选对了。如今的世纪城，不仅成了西四环之内房价翻番的宝地，而且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也在此拔地而起，向“臭老九”们致敬——世纪城里的人大人，住着校园里不敢奢望的一百多平方米。居而舒坦，这是比什么都硬的硬道理。 

        凡人之生涯，乐中总是苦，喜中常带悲，哪怕贵为或“廉为”人大教授，也不例外。教授们的窗下，如今不再是校园里葱茏的槐荫，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商肆和一天到晚不打烊的食肆。而世纪城新居那每月不过两三百元的物业费，对于从文科院系带着两袖清风退休的老一代人大人来说，仍然是一小缕挥之不去的心痛。 

        余虹，并不是这些快乐与痛楚的经历者。他游走南北，五年前抵达人大这个人生终点站时，直接入住了世纪城的新居。人大待他不薄，不仅没让他体会老人大人那些犄角旮旯里的苦乐，还把他树为某重点学科的带头人。在这个一边飘雪一边飘下余教授的冬天，人民警察可以果断排除他杀的可能，人民大学则可以基本排除这两种可能：余虹教授是因为不习惯交物业费，或因为学术上不见出头之日，而选择离开。 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一位教授的出头之日，却不见得是一所学校的出头之日。余虹之离去，跟人大无关；余虹之存在，却跟人大的命运相关。 

        近十年来的人大，建起了足以让全国同行集体流口水的办公楼，让教授们住上了“高尚社区”的大房子，但收之于大楼，却有可能失之于大师，学科建设的走势，并不令人乐观。那些贵为人大立校之本的文史哲学科，似乎正逐渐失去在全国高校曾有的遥遥领军之尊。老一代大师们迁往世纪城含饴弄孙之后，新一代顶梁柱从数量到质量都成色一般。至于纪校长热衷建立、媒体们趋之若鹜的新兴学科，如国学院等，虽名声在外，却积淀仍薄；批量引进的大批新人大人，虽带来了学术活力，却几无人大文化的传承，可以悄悄地来，也常轻轻地走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却带走一个学科。 

        余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来到人大的。他所体会的这五年的人大，正忙于大兴土木，忙于用广揽各路豪杰的速成法，来弥补学术队伍梯队断档、后继乏人的窘况。余虹生前并未对人大发表过怨言，这并不出人意料。更多的人大人，正为有形的大学如此日新月异而喜于形，为无形的学科无奈日渐平庸而憾无言。 

        事实上，在浮躁中尽享浮华的浮萍般的大学们，又有哪一家可以鱼和熊掌兼得、有形无形尽收呢？也许没有。所以，似也不必过于苛责人大。 

        但也许，人大应该比旁人更无限接近这个目标——这里毕竟是研究辩证法的摇篮。大楼和大师，占据校长的左兜和右兜，单取前者而弃后者，可谓阳虚；单取后者而弃前者，可谓阴虚。开放与传承，如同学校的左眼和右眼，只睁左眼，难免立足不稳，爬不上人大东门外那著名的天桥；只睁右眼，难免眼界狭小，走不出区区海淀黄庄这一亩三分地。 

        人活七十古来稀，学办七十不足奇。以百年大学的标准来衡量，七十岁的人大，仍似弱冠，一切成长中的烦恼，都值得原谅。余虹是带着对人大的祝福离开的。临别之际，只托付毕生藏书于人大，足见其有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单纯而平静的内心。余虹之死，对人大人来说，则是一次意外的提醒—— 

        在我们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之外，在关于人大前途的众说纷纭之外，其实，还有着另一层只有余虹自己占据着的精神世界。那些我们所恼怒的东西，或许并不能激怒余虹；那些我们为之欣喜的东西，或许并不能吸引并留住余虹。在得失之外，还有生死。我们即便不赞成余虹的生死观，但至少，这样的猝然一逝，可以让旁观者从此把那些寻常的得失看得更淡一些。这样的飞身一跃，可以让人大的办学者们在度过了得大于失的一段喧闹期后，再增添几分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从容。 

        这，或许就是余虹送给“人大七十年”的一份苦涩厚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