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高考发榜之后，大小媒体，包括状元所在的城市，必定要对被各大名校录取文理科最高分的获得者进行采访、宣传。初始时，觉得将这种荣耀褒扬一番也算合乎情理，可以接受；总比“文革”后期的推荐制好。可是久而久之，习非成是。年复一年地炒作状元，越炒越热，所在地及其读过的中学、小学乃至幼儿园、复读校和《高考状元考卷宝典》等等出版物纷纷出面出笼，家长、老师纷纷出镜，媒体私下许诺：“如只接受我独家采访，当面给您5000元采访费。”大炒特炒，胡炒狂炒，状元的神奇、特异、拔尖的神话，令人厌烦反感：“我们这儿历代出了多少文化名人，俺们这个地界的风水如何出类拔萃，欢迎国内外朋友到这里来旅游，必能沾上点仙气儿。”被炒的状元，身穿大红袍（戏装），胸戴大红花，骑上大红马，敲锣打鼓游遍闹市；男的大多不是体育健儿，瘦小枯干，整个一台“应考机器”，像舞台上的“文丑”——汤勤；女孩子就更加被丑化得不堪入目——绝非女驸马可比，姑且不说也罢。状元脸上那种无奈尴尬的表情，怎不让人挥洒一掬同情之泪也……这是什么？这叫作对应试教育不择手段的恶作剧！其正面效应，与炒作者的愿望恐怕恰恰相反吧。

　　明年高考发榜，正值奥运召开，还要搬出这种洋相，上演类似闹剧么？让外国朋友们产生“中国又回到封建社会”的误解，谁来负责？开这种国际玩笑，岂不是中国的耻辱？有关教育当局应当立即采取“治标”措施；动用行政命令坚决予以制止，被炒者应当鄙视拒绝它，媒体应当急刹车——爱护自家的名誉吧。

　　“照你这么说，俺们地界出了个状元反而可耻，不该宣传咯？”“即令拿状元做广告，这违法吗？”朋友，欢迎反诘！可以讨论。但辩论不是诡辩，更不是酒后撒野抬杠。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这美誉明明含着褒意，例如粮农、理财、造林、养猪、养鸡……都有状元，为什么二十多年来“高考状元”成了一个含着嘲讽意味的有争议的名词？

　　自隋朝实行贡举制之后，就将考试秀才、进士等科，取代了以前靠门第关系推荐的“九品中正制”。正如北宋末汪洙说的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；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”，其积极面是主要的。到李世民之后有较大发展。武则天唐明皇时期，进士科影响最大，也最受尊重。

　　中国以科举取士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进步的文官制度。欧洲一些国家不但赞赏，而且仿行。历史上如王勃、王维、刘知儿、陆贽、颜真卿、白居易、韩愈、柳宗元……都是进士出身。作为进士中的第一名，受到理所应当的尊重乃社会正气的表现。比如王维虽仕途坎坷，但有诗佛画祖之称。柳公权不但是一位忠贞直谏的重臣，而且是一代大书法家，《玄秘塔碑》就是明证。三次入相的吕蒙正，爱国诗人张孝祥，思想家陈亮，文学家杨慎，藏书家焦竑，主持编繤《续资治通鉴》的史学家毕沅，抗元英雄文天祥，光绪的老师翁同和以及大实业家和文化改革的先驱者张謇，都是历史上出色的状元。但请注意，进士中有大成就者，比起状元来，多得不可胜数。曹雪芹仅仅是一个经过县级考试的拔贡。而张邦昌、阮大铖也是进士出身；秦桧、蔡京和陷害袁崇焕的礼部尚书周延儒都是状元呢；自唐至清，有历史记载的状元达七百二十六名，百分之九十是些碌碌无为者。林子大了，啥鸟都有，出几个败类更不足为奇了。还有一个灾难古今有别：当今中国制造最多的土特产就是少儿青年学子中的近视眼。

　　再看看当今应试教育所产生的状元的业绩吧。据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等同志历时8个月，对1999年至2006年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西藏台湾未去）560位高考状元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大面积的调查，发现状元大多数都不是社会精英，许许多多走进社会的成功者，并不是他们。是谁呢？最成功的人，一般在中学阶段成绩在班中排名第10名左右，而不是第一名。成绩居前，但不是名列榜首。因此，他们可以腾出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其他的思维空间；时间这玩意儿是一个常数，你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背书和解题，为应付高考而去解析许多怪题、偏题，即使得了高分，很可能是造就了一批高分低能者，教条式惯常思维定势使人僵化凝固，创新思维被削弱抹杀了，所余优势仅仅是分数而已；一旦走进多变的社会，应试教育死读书的短处就明显地暴露出来。

　　2006年有11名内地的“高考状元”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，因为面试不及格。这不是对应试教育太不给面子了吗？俺们难道不是一家人吗？德国洪堡大学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，理由是对这些“好学生”的综合素质不满意。美国SAT（入学大学考试）常有些学生得满分，即俺们所谓的“状元”。有一年，365个满分者，获得申请报考哈佛大学的资格，其中有165人被拒之门外，拒绝率达45%。教育专家、美籍华人黄全愈说：哈佛是在冷静地选拔“一流学生”，而不是“一流考生”！

　　有年春天，杨绛先生七十八岁，她的《干校六记》，获得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第一届散文（集）、杂文（集）评奖的第一名。评委主任由冰心、唐弢担任；名次按得票多少决定。我当时给杨先生打电话，说：“祝贺您当了状元！”杨先生当天就致我一函，她写道：

　　“‘中状元’云云最使我惶恐，因为我还有些自知之明，也还能辨识别人的好文章。我居然能榜上有名，和许多大手笔并列，觉得出乎意外的荣幸。科举时代的状元，十之八九不及同榜有成就，我放定是个好例子。杨 绛 三月三十日”

　　这是十八年前——1989年写的。今天读来，似指当今的状元崇拜而言。愚以为：有的城市对小学进行“教育均等”取消重点校的实验，这是对应试教育的一个小小的手术，尚且阻力重重，很难在该省（甭说全国）推广；等到在中国变状元崇拜应试教育，为创新至上综合素质教育之日，恐怕笔者早就见上帝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