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，父亲是个老八路。几十年过去，母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，就是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做鞋的情景。 

        我小的时候，家里买不起鞋，我们兄弟姐妹5人，脚上穿的鞋，都是母亲一人亲手缝制的。先是用一小块儿一小块儿杂布打成“夹纸”，再剪鞋样儿、纳鞋底儿、缝鞋帮，姐妹的鞋尖儿上总要绣上简单而好看的花。一双千层底纳帮鞋，虽然说不上千针万线，可也都是母亲利用晚上的时间一针一针缝制的。有时我一觉醒来，还见母亲弓着腰在灯下忙!有时因为地里活累，晚上母亲精神不好，手指常被锥子或针扎出血! 

        母亲不只为她的儿女们做鞋，在战争时期，她带领妇女们赶制了大量军鞋，被当地人民政府授予“支前模范”的荣誉称号! 

        抗日战争时期，母亲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。母亲积极组织妇女们为八路军做军鞋，她自己更是没黑天没白日地干。在鬼子“大扫荡”期间，她和妇女们就把做军鞋转入“地下”。为了避免敌人发现，母亲常躲在阴暗潮湿的菜窖里做鞋，一做就是几个小时，渴了饿了就掏点儿菜心儿吃，即使在刮风扬雪的日子，也不停止她的工作。 

        解放战争时期，母亲带领妇女们把一批又一批军鞋送往前线。特别是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，当时正是腊月，天冷得滴水成冰，可她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制军鞋。豆油灯熬干了，就把剥好的蓖麻仁用线穿起来，悬挂在眼前当灯。这“灯光”虽然有些暗淡，而她心里却十分明亮。一次，母亲随“运粮队”给即将打仗的解放军官兵送军鞋，半路上，她脚下一不小心踩在了冰凌上，手和脸摔出了血，可她不顾队长和乡亲们劝阻，忍着伤痛，颠着小脚儿(母亲在旧社会裹过脚)，硬是走了十多里路，把鞋送到了解放军军需处。 

        解放后，哥姐有的已经结婚，可是母亲还要为他们做鞋，只是由于几十年没离开做鞋，母亲的一双巧手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——皮肤硬而粗糙，而且裂开许多小口儿，拿针握锥子一使劲儿就出血!可是她从未喊过疼，还是不停地做鞋。每当她的手有小口裂开，她就烤提前准备好的膏药，把膏药的热油滴在裂口处。这时，我就见母亲的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，我心里感到一阵阵刺痛…… 

        我长大参军后，母亲来信说正在为我做鞋，我急忙回信说，部队按时发军鞋，不叫母亲再为我操心。母亲为了儿女，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做了几十年的鞋，以至于把手累坏，我决定为母亲买一双小脚儿布鞋，可是当时小脚儿布鞋特别难买，直到母亲去世也没买到。母亲去世后，我从她的箱子里发现了她为我做的鞋，我双手托着那双崭新的布鞋，好像托着母亲一颗火热的心，泪水不由夺眶而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