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前，父亲在天津的金汤桥东侧苦心经营一个门面很小的“立顺兴麻袋庄”，主要经营麻袋业务，与桥西国民党天津守军陈长捷的城防司令部隔河相望，刚红火两年，就被平津战役的炮火摧毁。天津解放后，父亲进入一家街道工厂做工，那时母亲没有工作，全是父亲一人微薄工资支撑全家的生活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，粮食少得可怜还要定量供应，“瓜菜代”让许多人营养不良，双腿浮肿用手一按一个坑。父亲冒着被扣上搞“投机倒把”罪名的危险，骑着自行车到百十里以外的远郊，偷偷买回一口袋红薯干，走到半路车陷泥泞，多亏一位路过的解放军战士奋力相助，才使我们姐弟七人得以果腹，度过那艰难的岁月。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让人始料不及，各地红卫兵组织批斗“牛鬼蛇神”、横扫“封资修”的运动如火如荼。历史清白的父亲也未能幸免，就因为是资本家，白天在街道上遭受围攻批斗，戴高帽游街，夜晚还得被厂里“文革”组织办“学习班”、“斗私批修”、交代“反革命罪行”。年近半百的父亲头发过早地花白了，他实在忍受不了折磨，有天他将自行车后座上的细麻绳偷偷换成粗麻绳，准备吊死在厂里，了却残生。但想到七个子女和相依为命的老伴，他最终又放弃寻短见。后来下放到最底层与几个临时工天天拉着双轮车，出外运送物资，干些粗重杂活。记得那是个寒风凛冽的星期天，上中学的我上街去看“大字报”，在狮子林桥看见父亲与两个老工人正拉着双轮车过桥。车上装着厚重的铁板，父亲驾着车把正吃力地上坡，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滴答。看在眼里，我心头一热，眼睛湿润了，忙跑上前去帮着推车上坡。父亲向工友介绍过我后，又挥挥手急匆匆地赶路去了。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势不可挡，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首当其冲。姐姐与妹妹均已被动员到外地和原籍下乡，我也跟随学校集体到塞北插队落户。临行前父亲为娇生惯养的我四处打听插队地方的情况，叮嘱我：“家庭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，但个人的前途全在自己掌握。到那后要学会独立生活，与同学们要和睦相处，为人要忠厚诚实，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，要发挥自己有木工手艺的特长。”1969年3月春寒料峭中，父亲搀扶裹着小脚的母亲赶到车站依依不舍地为我送行。他年届五旬已是两鬓如霜。 

        不久落实政策，厂里重新审查父亲，被评定为工人，抹去父亲和我们心头上的阴影，并为父亲补发工资，退还查抄的物资，又让即将退休的父亲干起采购工作，充分发挥他会经商、善交际的潜能。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春节前连夜给我提笔写信，让我放下思想包袱，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扎根农村一辈子，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。后来，光荣加入“市工商联”的父亲好像换了个人，焕发了青春，身体健壮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他一边照料着偏瘫在床的母亲，一边骑着自行车东奔西颠地跑业务，再忙再累也无怨无悔。直至4年后母亲去世，在子女们的照料下，66岁的父亲没有再娶，而是无牵无挂地一心扑在厂里工作上，依旧起早贪黑地联系业务，那时父亲所在的单位已发展成为专做汽车零件的千人企业，这一干又是4年。直到70岁时才被厂里披红挂彩、敲锣打鼓地开车送回家。这就是我那一生不沾烟酒，与人为善，不计前嫌，知恩图报的父亲。